庄永康:华乐的“器”与“道”
新加坡华乐团主办的作曲大赛，在上月25日晚上的一场音乐会中圆满闭幕。
以参赛的反应和成绩来说，这是华乐团的一个丰收季节。吸引到的作品共有
67份，入围的有13份，从中选出大奖的冠亚季军和三个特别奖。
纵观得奖人的履历，发现他们都有正规作曲训练的背景，这给本次大奖的质量下
了注脚。当然，这也印证了艺术教育的重要，创作也绝对不是“玩玩就好”的一种行为。
此外，华乐团这次竞赛与座谈，引发不少问题与思辩，是活动的另一收获。
有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比如，明明是“华乐”比赛，为什么创作大奖第一名，却是
旅居本地的英国人华特逊 Eric James Watson (中文名为：埃里克·沃森）
明明是“华乐”比赛，为什么评判之一，本地作曲家伊斯干达（Iskankdar Ismail）
极为纳罕：华人的东西在哪里？
这些问号的出现，其实都有源远流长的事据。大赛主题定为“南洋风格”，
显然引起参赛者煞费心思的揣测，而本地外地的大部分参赛者都有着相同的理解，
就是“南洋风格”等于马来曲调，加上一些印度器乐色彩。
来自中华文化圈的评判甚至指出，许多参赛作品采用了千篇一律的“马来”
音阶，有的只见音阶，不见音乐。
反之，南洋艺术学院音乐系高级讲师华特逊，却凭着他超然于族群、本土性、
南洋色彩等等的拘泥，以“形的抽象”手法写出《挂毯：时光飞舞》（Tapestries -
Time Dances），得到评审团的一致青睐。
笔者相信，这回要是我们能够好好检讨落选作品的“一般见识”，对比一下优
胜者的超脱与细致，必将获益不浅。这也总比简单地把比赛成绩看成是本地姜不辣
有意思得多。
人们认知的差距，出在哪里呢？《易经》上说：形而下者之谓器，形而上者之
谓道。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器”与“道”的关系。
先民所指的“器”，原本是指祭拜时用的祭器，不过现时用来指“乐器”，
却是很适用的。因为今天我们在新加坡所称的“华乐”，基本上是指华夏的民族器乐。
“器”是形而下的事物，意即它是形而上的“道”的基础。“器”是重要的，
多少人能够不听演奏或演唱，捧着一本厚厚的乐谱就乐在其中？大师如刘德海和刘明源，
经过毕生的努力，把琵琶、胡琴的曲目与技法悉心整理，才能把传统乐器发扬光大。
“道”，则是“器”的升华。在“华乐”的范畴中，这就是根据乐器的特性而作曲。
比如刘天华创作了二胡曲，是给胡琴这种乐器开出了未来之“道”。
顺笔一提，当“道”成了稳定形态的时候，它是可以从“器”中游离出来的。这就
是为什么马来音乐、广东音乐用上了小提琴、手风琴、萨克管等西方乐器，却仍然能够
保留本色。
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华乐”，其实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了文化建设而把传统的
民族器乐“交响化”的结果。
“华乐队”，意即模仿西洋管弦乐队的编制而建构的华夏乐器组合。这个乐队的
组成像个新生的婴儿，无曲可奏，基本上只停留在“器”的层次。给华乐队写曲，才
有望找出这种新音乐的组成之“道”。
另一方面，此“道”为何，实际上众说纷纭。中华文化圈把它各自称为“中”
“华”“民”“国”乐，意味着大家对于“道”的思维角度各有差异。
华乐队中没有包括最具华夏传统的古琴，也说明此“道”倾向于音乐的现代交响化，
而非积累沉厚的太古遗音。
新加坡华乐团这次“开科取仕”，为了要增添有别与中港台各地大乐队的本土曲目，
定下“南洋风格”的遴选标准。“南洋”一词的定义本来就有各种诠释，前来应举的各
地考生也望“题”生义，写出许多“华人的东西在哪里？”的作品，是必然的结果。
到底什么才是“华乐”，什么才是华乐的作曲之道，深入探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议题。集中归纳，新加坡华乐团的作曲大赛其实在告诉我们，现代的作曲方式讲求的是
一颗自由心，是抽象的思维，不能以固有的某种地域观念设定先入为主的框框。
眼下是全球化疾风猛吹的世纪，人流、物流、资讯的流通更是无拘无束，一日千里。
只能由本地人写本地东西的规矩简直成了缘木求鱼。作品“本土化”最根本的意义，是
说任何地方的“本土”人都不能偷懒，早日交出能立足于这个时代的成绩单。
［语录：华乐队的组成像个新生的婴儿，无曲可奏，基本上只停留在“器”的层次。给
华乐队写曲，才有望找出这种新音乐的组成之“道”。
［图片说明：
英国人作曲家华特逊，超然于族群、本土性、南洋色彩等等的拘泥，作品以“形的抽象”
得到评审团的一致青睐。（早报合成照片）
-----------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