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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文霞 发布日期：2020/10/20 8:15:56 |
他扶着香港来的盲人歌手唐小燕上台，将后者用粤语说出的寒暄，一字一句翻译为普通话。当四周陡然变暗，聚光灯亮起，他便从主持人的角色换到音响师，悄悄退到幕后。由于不满意现场的扩音设备，他特地从广州调来自己的器材。一阵椰胡和扬琴的响动，唐小燕唱起南音名曲《李清照》，如怨如慕的情绪渐浓，四周氛围叫人黯然。当唱到“帘卷着西风，惊醒旧梦”时，尾音的一声惊泣，像是扣碎水面的一层薄冰——“谁比黄花瘦”，终于吐露出透彻清亮的哀愁。南音有种让人魔怔的魅力。梅艳芳饰演的如花唱《客途秋恨》，让十二少恍若梦里。我为此而来，虽然当晚没有听到“你睇斜阳照住个对双飞燕”，但是一转头，却看到坐在不远处的罗永晖——舞台剧《胭脂扣》、电影《桃姐》的配乐者。后来才知道他为了寻找作曲灵感，经常跑到易有伍处听音乐。在香港乐坛，提起录音，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易有伍。他的雨果唱片公司成立于1986年，发行的音乐类型主要是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早期发烧碟如今在市面上被炒至几千元，最受欢迎的一张唱片——为作曲家刘星录制的《一意孤行》竟有数十盗版。当年姜文拍《鬼子来了》就想用唱片里的曲子作背景乐，结果派人买了二十几张碟也买不到正版，一时传为笑谈。但雨果的涉猎不止于此，流行音乐崛起至现在，凡是你能想到的香港一线歌手，易有伍都帮他们录过音或者做过音质加工。从蔡琴到张学友到陈奕迅，只不过一转身，他就把全部收益都投入到民族音乐里。易有伍出生于新加坡，在六十年代文革时期，音乐在国内被认为是靡靡之音而遭禁止。但是在新加坡，只要每个月交几元钱，就能在有线电台的喇叭里听到许多美好的民乐。“小时候听过的音乐，为我种下了很好的种子。现在我也做好的音乐，去影响别人的生活。”
易：在广州办过一次，也是赔钱，但我觉得广东人应该要了解这种粤调。全中国只有五六个人会唱南音，可能他们过世之后就没有了，年轻人不愿意学，盲人也不愿意。他们宁愿去学按摩，赚钱还来得容易些。易：六十年代有个叫杜焕的盲人歌手，他可以同时左手拉椰胡，右手弹古筝，口唱南音，这门绝技已经失传。要抢救南音就这十年八年，不仅是唱的问题，还有伴奏的问题，因为这些南音都是没有谱的，你一来唱他就自动跟你和了，你找那些看谱的年轻人啊，没戏。易：不是南音的问题，唱片行业不景气，全世界都是这样。网络上的免费下载太多，以前盗版是问题，现在连盗都觉得麻烦了。最近十年我们是靠科技来维持，用我发明的LPCD（录音专利）来包装香港的流行金曲。比如王力宏他出了一张碟，我们把它的音质做得很棒，他卖两三倍的价钱也有人买，我们就用这个科技来养民族音乐。所以你说我贴钱，小钱我可以贴，大钱是贴不起的。S：说到唱片行业的困境，几年前太合麦田的宋柯在报纸上谈“唱衰”，他辞退了100多人，自己也跑去开烤鸭店。易：我的团队才十几个人，但是坚持了30年。我们一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小众的、精致的文化。易：对，除非是因为工作。我一般听古典音乐，非要说点现代的，我喜欢一些上世纪的摇滚歌手，像CatSteven、DireStraits、FleetwoodMate。还是古典音乐让人修身养性，这一点功效，我从来没有在流行音乐里发现过。我也从来不听Mp3、电脑或手机里的音乐，因为会污染耳朵和心灵，让我疲劳。易：以前CD唱片出来时，大家就说黑胶灭亡了，因为CD数码可以无限制地复制也不会影响音质，现在说这话的人也是被自己打脸。Mp3出来后，也有人说唱片没用，一样的道理。现在一切都电脑化了，节约成本、偷工减料，质量就下来了。易：一张黑胶五六十块到几万块都有，绝版被炒得很高。但有一些好的，像巴哈的弥撒曲才几十块钱，有时候也会捡到。不懂的人觉得放在店里那么多年，终于卖出去就阿弥陀佛了。广州人特别爱大提琴小提琴的录音，所以凡是弦乐都会被炒得很高。但我也在广州买过一套一百多块钱的，里面有三张碟，听完后我就傻了，这么棒啊。我一写微博大家都去买了。易：没有一个音响是从头到尾都完美的，它和人一样，是有性格、有国界的。比如英国音响功率都不会很大，就像英国人和你聊天都很斯文，很gentleman。而美国的音响有东西海岸之分，东海岸听爵士，音响就精细、优雅一些，西海岸听摇滚和交响曲，音响就狂放一点。德国的国家广播长久以来形成一种格调，他们的话筒用起来就是广播里的那种效果，很美，这是基于他们自己的音响文化才做到的。比较没有性格的是日本，但最近这几年他们追求空灵的、禅味的也有。易：中国音响很杂，我很佩服40年代到70年代后期那些音响厂家的产品。其实玩音响那么多年，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以前的人没有电脑，没有CD，他要做一套音响，必须要跑很多次音乐会现场作对比，出来的东西都很有品味。因为他们是根据真的音乐去做的。而现在很多做音响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去听过一场音乐会。也许他听的音乐就是下载的，那他怎么会做出好声音来呢？这个是本末倒置的。1977年香港中乐团成立，当时的音乐总监是新加坡人，邀请了新加坡最好的四个乐手来香港。易有伍是其中之一，那年他才21岁，刚刚服完兵役。“我没有进过专业的音乐学院。幸亏没有进，要不然我会‘框框’的，很多约束。”中学时期易有伍的音乐天赋就已经很凸显，经常到国外演出。他在香港的办公室里，如今还悬挂着1971年他随新加坡华乐团参加瑞士弦乐节的合影。移居到香港，他先后在香港中乐团和音乐事务统筹处工作，受邀指挥过香港爱乐民乐团、青年音乐团和台湾高雄市国立乐团等，演出过二百多场音乐会。彩排时为了检验自己的指挥是否有错，易有伍常常会在现场录音带回家听，这是他自学录音的最初由来。往后他和世界各地的许多音乐家或乐团合作过，周星驰也曾主动找他来为《功夫》配乐，电影里那一段脍炙人口的《小刀会》插曲，他在十几年前就为上海民族乐团录过。但音乐并非他生活的全部，摄影曾是他的一大爱好。“我花在摄影上的时间，一点也不比音乐少。我可以成为一个摄影师，但我不会走那条路。”话虽如此，但过去在录音和摄影上他是齐头并进的。他到边境的村落寻找古老音乐，也为央视和香港电视台拍纪录片。他出版了两本摄影集，在新加坡和香港都举办过摄影展。2002年香港三联书店为易有伍出版《雨果的故事》，他在书里写，十年后自己隐退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摄影。但十四年过去了，他还在工作，却不再摄影。“以前一起拿相机的朋友，走的走了，走不动的走不动了，我一个人拍，也没什么意思了。”
S：周星驰今年推出新作《美人鱼》，你还有和他合作吗？易：他有来找我，但我拒绝了。因为之前合作我们帮他出了很多点子，但最后还是闹得不愉快，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雨果唱片又不靠他出名，也懒得做宣传。小众艺术就是小众艺术，去推广是很累的事情。易：去莫斯科录三角琴的时候。那时苏联刚解体，内乱，坦克都开进来了。我在电影制片厂花三个小时完成录音，之后全城戒严，过程还是蛮紧张的。易：92到94年，我去莫斯科大概去了三十多次，主要是录交响乐。我很喜欢这个城市，有沉淀的文化氛围。其实录音过程总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我从来都是坚持录完的。就算最后没有出版，也是考虑到没有市场，倒不是说录的过程我放弃。S：你去过很多地方，有没有一些民族的音乐或乐器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易：我对傈傈族的口弦一直很感兴趣。那是一种很亲密的乐器，傈傈族人跟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才用。他们会紧挨着，跟对方说“你很坏”；或者问约会：“明天到哪去？”全部用口弦，用音乐来表达，外人完全听不懂。少数民族怎样用音乐谈恋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研究课题。易：对，音乐是最好的方式，用文字太肉麻了。我一直觉得文字比音乐低劣太多，因为音乐能抒发最细致的感受。叔本华有一句话我很同意，“一切艺术都在模仿音乐。”S：傈傈族是在云南那边，听说你去了趟云南就出了一本摄影集？易：我去了二十多次香格里拉，把拍出的照片做成合辑《遥远的香巴拉》。我从中学时就迷上摄影了，当时去国外演出攒下的工钱都拿来买唱片和相机。每次去香格里拉我都带不同的相机去，今天带俫卡，明天带蔡司康特莱斯，后天带富士，然后带玛米亚什么的，我对相机的了解好比我对音响那样。现在很多人拿着我的摄影集去找这个景那个景，但是都找不到，因为商业化都拆掉了。但是那里的梅里雪山，我劝你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真的很美。易：摄影的话，无论你有没有拍，待在一个湖边发呆也是很快乐。尤其按下快门的一刹那，那种快乐是无可取代的。而音乐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来酝酿，来创作，相当艰难。但是这两者也有共同点，就是一定要有好的感觉。S：看你最近的朋友圈，没有摄影，却有很多画画的“功课”。易：我把兴趣转移到画画上，因为它很简单，只要有两支秃头笔就好了。我没有学过画，纯粹是自娱自乐。每天晚饭后，我会花一个小时听古典音乐，花一个小时画画。画好了大家看着开心，画不好，那也是应该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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