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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在1994年录音发行过作曲家陈培勋的一张交响音乐作品，包括第一交响曲《我的祖国》、第二交响曲《清明祭》、交响诗《心潮逐浪高》，这张唱片至今听来仍然特别感动。 陈培勋是原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教授作曲。他1922年出生于香港，自幼从叔父那接受早期的音乐教育，中学就读的香港拔萃男书院是一所名校，得到音乐奖学金。这个时期还跟随圣约翰大教堂的管风琴师拉福特和史密夫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1939年到上海国立音专学习，师从李维宁学习作曲；抗战全面爆发时期他在广东、四川、武昌等地的音乐专科学校教学，抗战结束后他就回到上海师从谭小麟学习亨德米特的作曲技法；解放后就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了。1954-1957担任配器组组长，并随前苏联专家亚拉波夫和古诺夫学习配器；1956年升为副教授，1979年就成为正教授，1980年就创作了第二交响曲《清明祭》。 我最早接触陈培勋的音乐倒不是他的交响音乐，是一些他编的钢琴曲，读小学的时候就听到他改编的《平湖秋月》、《卖杂货》、《旱天雷》等钢琴曲，觉得这些音乐编得那么好。小的时候就很崇拜这些音乐的编者，但我不知道是谁。后来我到了香港音统处工作，就了解到陈培勋来香港了，在浸会大学教音乐，还与叶咏诗父亲叶惠康的交响乐团有合作，香港HK唱片公司还录制发行过他的一些作品，我也买过，但感觉演绎得有点零碎，不能满意。 我没有与陈培勋面对面接触过。90年代初雨果与香港小交响乐团有紧密的合作，团长是余汉翁，指挥是叶聪，我们策划了一个华人优秀作曲家作品的系列演出并进行录音，那个时期雨果录制了很多这些作品，包括《红旗颂》、《节日序曲》、《纳西一奇》等等。闲下来聊天大家都觉得陈培勋的音乐好。我听过《心潮逐浪高》，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曲子太棒了，作曲家是哪位神啊？他的音乐不像普通的中国音乐三段式的或主题变奏的作曲手法，更像拉赫玛尼诺夫那种起伏的、延绵不断的风格，一听就是高手。当时就很崇拜他。在策划优秀华人音乐家系列的时候，我想一定要录陈培勋的作品。 《清明祭》是一部单乐章交响曲，但音乐有明显的三个乐思，并且三个乐思有分别的标题，雨果的唱片里面是按照总谱分为三轨，但音乐是连续的。清明祭并不是怀念一个亲友、某一个具体的人，音乐很伤感、很缅怀，听觉感觉上不是指向一个单一的思想，音乐很感慨也很恢宏，心潮澎湃的，最难得的是有一种化悲伤为力量的正气在里面，这是其他音乐里面很少有的。比如我们听马勒的交响，里面有很大的起伏、也有很爱情很甜蜜的，或者我们听布鲁克纳的交响里面有对神灵的崇敬，那是一种很单一的指向，但是听陈培勋的《清明祭》和《我的祖国》，它是一种非常澎湃的感受，有拉赫玛尼诺夫的影子，也有肖斯塔科维奇的影子，但是陈培勋没有照搬他们的，他的音乐里面有一种中国精神，这一点非常难得。它的作曲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旋律令人印象深刻，并且配器非常到位。俄罗斯爱乐乐团在排练这部作品结束的时候全体鼓掌，这是我跟这个乐团进行录音那么多次所罕见的，他们都被音乐感动了。他的音乐是全中国的精神的东西，这样的音乐才能拥有长久闪光的价值。 《清明祭》乐曲解说里面陈培勋写的很简单：写于1980年，献给文化大革命中为真理而英勇献身的勇士们。三个乐章分别是“烈士碑前”、“忠魂舞”、“遗愿化宏图”。音乐就是一个把悲伤化为力量的过程。当时录完这部作品我就把第三乐章“遗愿化宏图”辑录在《雨果发烧碟四》里面，听到这个音乐我就很感动，至今都是这样的。 这部作品选择去俄罗斯录音是有一点故事的。我在香港音统处是管交响音乐事务时，与叶咏诗有点交情。90年代初，叶咏诗每年都会到北京指挥中央交响乐团做一场音乐会，我就配合他在排练的时候做录音，那个时候录了《火鸟》、《1812》、《图画展览会》等交响作品，原本大家都挺开心的。后来叶咏诗给我引荐了俄罗斯爱乐乐团，我就把目标从中央交响乐团转到了俄罗斯。这个乐团原本不叫俄罗斯爱乐，是莫斯科电台的乐团，不方便跟唱片公司签约出版录音作品，于是我就给他们起了这个名字：俄罗斯爱乐乐团。此后就跟他们有了几年的合作关系，每个月去录一次，前后去过三十多次！ 到莫斯科电台录音都要提前排好时间表，每次都要提前订好几块时间，一块时间3个半小时，在这个时间内一定要录完，这个录音棚是24小时排班的，这一节时间搞不完下一节就不是你的了。我们录陈培勋专辑是从晚上8点录到第二天天亮，录《清明祭》仅用了两块时间，从派谱到完成，效率很高。那是1994年7月16日。 这个乐队很敬业，素质很高。他们会自己带来咖啡和面包，休息的时候就喝点咖啡吃点面包，然后继续干活。他们不会录到半夜就犯困，都非常投入，音乐出来的情绪是震撼的，虽是在下半夜录的音，完全听不到体力问题或精神问题。我 很佩服他们的状态，他们也令人感动。我很怀念当时的那种情景。 对于电台乐团，不是一般概念的一个乐队，他们有更多的人，因为他们需要轮班，有时候要根据需要换人。比如录音过程中乐队长觉得这个小提琴手不适合，一个电话打出去就会有另一个乐手进来；觉得这个竖琴状态不好，一个电话就有另一个进来；高手如云。哪个不行的就自动退下来，也不会有意见有情绪，这一点我们要学习！他们完全出于音乐的需要、对音乐的尊重，没有个人得失的考虑。 我去录音就带一台Studer D780 DAT录音机和几个话筒，不用带调音台，那里有很好的调音台NEVE V8，虽然那边有很好的话筒供我使用，但我喜欢使用我自己的话筒。第一次去录音是录《春之祭》，他们乐队就担心这么难的曲目我能不能录得好，建议我换曲目，结果我7个小时就把《春之祭》录好，效果还不错，把他们吓坏了，算是很成功。后来再去录音他们就很佩服了。一般来说做一个录音要有一个音乐监制、一个录音师、一个录音助理，音乐监制要能看懂总谱，与指挥沟通，把握音乐情绪，录音师摆话筒调位置管理好声音的平衡和品质，助理要做各方面的记录和整理。我就“一脚踢”全包，还要拍照片，这些，乐队的人都看在眼里。 有一次我录完一块时间，下一块轮到一个日本公司POLY CANYON，他们进来十几个人，同样做一件事情他们来了十几个人。他们问我来了几个人，我说一个。工作习惯不同，我觉得一个人能完成的就不需要去劳动太多人了。 《清明祭》这个录音我只使用了三支话筒，主话筒是一支60年代产的纽曼SM2小振膜立体声胆话筒，这支话筒是在莫斯科买到的。莫斯科电台配合我工作的一个技术人员帮我淘到的，还有那支录黄红英张杏月的五十年代纽曼563单声道胆话筒也是在莫斯科买到的。这些两支古董话筒到现在还一直使用，没有问题。 陈培勋的《我的祖国》和《清明祭》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录音，这么多乐团为何不多演奏这样的好作品，什么原因我不清楚。但这两部作品不好控制，不能零碎处理，作品是有一种总体的气势、情感在里面。老先生一直在学院里面教学，比较低调，鲜为人知，在雨果为他录这张碟之前他有点默默无闻，等到这张唱片出来的时候，大家就都知道他了。在他去世时我们在香港给他安排了一场音乐会，这个我觉得比较安慰。我跟俄罗斯爱乐合作了二十多个录音，这个陈培勋作品录音的效果是名列前茅的，听过的人都会觉得厉害。我手头还有几个陈培勋作品的录音至今没有出版，等待时机了。 录了这张碟，我很感恩，给我留下很美好的记忆，每次重听这张碟，我都是感动。《清明祭》里面有一种正气，它不只是对某一个个人的怀念，它是对一个时代的广义的感怀，很澎湃。有一些写文革的作品，都只有悲伤，只有控诉，没有一点正气的东西，只是一些个人的感受。陈培勋不是，他给你一种很正面的东西。莫扎特的音乐没有给你悲哀，刘明源拉的二胡也没有悲哀的东西，他们把悲哀转换成一种美、一种感受，陈培勋把看上去不平的东西用交响音乐化成一股力量，“遗愿化宏图”，不是一个小景，是一个大的图！ 听陈培勋能给人充电，能激奋人心，能使人向上。 转载自《视听前线音响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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