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难舍(34)
文:莊永康
荷兰外交家的中国琴道
……高罗佩给我们书写保存的一手资料,珍贵地纪录了古琴经过“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来到一切准备进入现代化的中华民国,到底碰上怎样的一种际遇。
久闻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大名。1941年,日本东京上智大学出版了他以英文写成的《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An Essay in Ch'in Ideology),成为西方学术经典。琴,即中国的古琴。
然而,那要等到2009年,笔者才有机会给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介绍这位荷兰外交家兼汉学家。事缘该年11月23日,《早报·名采》上发表了中国学者钱文忠《亚依淡和马六甲》一文,插图显示马六甲青云亭有高罗佩所书对联,引起人们的好奇。
其实,高罗佩不但在琴学、书道上大有研究,他也写下《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长臂猿考》等专著,并根据《大唐狄公案》主人公狄仁杰为原型写成现代侦探小说。
当时笔者已从报馆离休,全面介绍高罗佩是通过投稿给《早报》阅读世纪,2010年4月13日与27日分两期刊登。本文这里专谈他的《琴道》。
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1941年出版的英文《琴道》,目前已是海外善本。大概2004年左右,笔者还在养心琴社活动时,一位国大毕业的琴友热心地把整本书影印给我,希望我也能研究一番。2009年年中“荣休”后,申请成为国大图书馆的校友会员,便借了《琴道》的原书阅读。
一读之下,另有发现。再度遇到这位琴友时,我告诉他,印书的隆情高谊真是没齿难忘,但其中有一页——高罗佩用文言文写的《后序》,你印漏了。这篇《后序》启发了我:无论你属于哪个国籍或种族,“由中而出”才有文化上的认同与喜爱!
时光又来到2013年10月10日,我在小坡百胜楼万春书局购得刚在9月间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的《琴道》中译本,译者是宋慧文、孔维锋、王建欣,并由王建欣校订。此事于今又成历史,因为热衷于在第一时间向新加坡读者推荐中国人文书籍的万春(前称奥塞,书局秉承北京风入松特色),鉴于此间中文书门市欠佳,已班师回京。
细读中英版本的《琴道》,觉得有几点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此书的价值。
一、本书确是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高罗佩希望能传递原汁原味的中国文人思想,因而在仔细考据与翻译了中国琴学文字之后,书中附以大量汉字原文。上海出版的《琴道》中译,则又不时附上高罗佩的英文原句。这让通晓中英文的读者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作者的思路,也可从而判断他对于“琴道”的拿捏。
二、 在谈到古琴的“器”与“道”两方面,作者是偏重后者的。
高罗佩把古琴称作英文的lute,曾经引起另一位学者的质疑,因为在外形上lute(琉特琴)比较接近梨形的琵琶。但作者宁愿选择这么一个“在西方自从古代起就已经与一切艺术的、高雅的、诗人们所歌颂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词语”,就是为了彰显琴中之“道”,可暂不计较乐器的外形。
重视明代留下的辉煌
三、固然,高罗佩说琴,是从尧舜故事、濮上之音讲起,但本书一大特色,是专注明代。
他认为,西方作者研究中国历史时,往往把明代一笔带过,或只着重于宦官专权的黑暗政治,对文化、艺术、科学上的成就认识浅薄。清代学者对明朝的成就珍惜笔墨,可以理解,但能够自由接触大量保存下来的明朝原始资料的西方学者,其马虎大意的态度却不可原谅。
高罗佩指出,在少数民族统治近一世纪之后,明王室的兴起使中国再度回到汉族统治的王朝。高雅艺术得到皇帝和亲王们的赞助,从研究到创作都有长足的进展。明郑恭王之子朱载堉,所著《乐律全书》为公认的权威作品。(笔者注:万历十二年(1584年),朱载堉制订了世界最早的十二平均律。)
宁王朱权,自号臞仙,所编印的《神奇秘谱》,为中国最早的古琴曲集。(东京内阁文库藏有其完好的第一版。)潞王和益王皆以制琴名闻于世,他们制作的琴目前仍偶尔可见。衡王则是个大藏家,由他制作的琴,则被鉴赏家视为珍品。
四、高罗佩善于把握参照原典原件的机缘。
当然,这与他49岁成为大使,出使日本、中国(战时的重庆),再回日本的经历有关。他指出,清代审查图书的官员经常将明代印刷书籍中的整章内容删除,我们只有去日本才能找到精心保存下来、未被删节的最初版本。
高罗佩表示,今天的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明代几乎每个重要文人的著作都有完整版本留存下来,明代的瓷器仍然存世,明代绘画的真迹也并非罕见。他的结论是,明代见证了纯粹的中华文化的巅峰,“这个时期最完整地表达了中国人的理想。”
民国琴学发展的见证
据中译《琴道》的扉页介绍,高罗佩对中国古琴十分痴迷。他曾师从古琴大师叶诗梦,并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组织“天风琴社”。抗战时期,高罗佩以外交官身份在重庆举办古琴义演,为中国抗日筹款,一时传为雅谈。这令人感觉到,高罗佩给我们书写保存的一手资料,珍贵地纪录了古琴经过“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来到一切准备进入现代化的中华民国,到底碰上怎样的一种际遇。 高罗佩认为,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的学者们才设法搜集和批判地研究关于古琴的各种各样的材料。他特别推崇毕生投入琴学研究的两位琴家——编著《琴学丛书》的杨宗稷和琴谱收藏家周庆云。为文介绍他们成就的同时,高罗佩也客观地指出,欠缺分类(catalogue)、索引(index)和注释(footnote)等利于读者查阅的做法,仍是中国学术著作有待改进的一环。
完稿:01.07.2017
1.中译《琴道》(上海中西出版社,2013年9月)
2. 高罗佩在日本出版的《琴道》一书,有他用文言文写的中文后序。
3.《琴道》一书所附插图:明朝文人与琴童的木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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