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难舍（29）

文：莊永康

释“郑声淫”与“亡国之音”

……为什么这些年来，台湾流行乐坛出了那么多闪烁的巨星，邓丽君的歌声为万众怀念？说到底，那是政治体制相对宽松自由，敬老扶幼社会成风之故。（固然，或许仍未能称为“仁政”。）

     儒家思想奠基人孔子（公元前551-479），当被学生颜渊问及治国之道时，说了“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的话（《论语·卫灵公》）。另外又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论语·阳货》）。

孔子的意思是，应该远离像郑国那样的声色文娱，并与危害社会的奸佞之人保持距离，才能把国家治好。

有关音乐与治国，司马迁《史记》中有个故事，是说卫灵公在濮水之上，夜闻琴声，命乐师师涓把乐曲记录下来；后来将此曲奏给晋平公听，晋王的乐师师旷上前阻止，说是“亡国之音”，不可听。师旷解释，此曲是师延给纣王所作的靡靡之乐，周武王伐纣，师延投身濮水之中，如今大王在濮水上听此琴声，国势必衰。

“郑声淫”与“亡国之音”，于是成了千百年来儒家心目中的两大害。

近代音乐教育家黄友棣在《左传<季札观周礼>》文章中，分析了这种现象。他说，孔子是嫌郑国音乐“烦手”，太花巧，巧言令色鲜于仁，不符合仁义之道。但“亡国之音”并非出自孔子之口。那是汉朝史官司马迁利用纣王因听了荒淫享乐的濮水之乐，导致亡国的鬼神故事，对帝王作警惕性的规劝。

黄氏认为，孔子以后的卫道之士大义凛然，是要大家以上代传下来的，规规矩矩的仪仗音乐、宗庙音乐（“雅乐”）为满足，不思进取。其实，每个时代都要有新创作，而往往新作才能赢得新听众。孔子所崇尚的“韶乐”，大儒们所坚持的“雅乐”，都是一些理想中的概念，今人不一定要考究那实际上是什么音响。

音乐史成两条路线斗争？

是的，上回我们谈论《诗经》时，便发现尽管唐朝政府有意制订“周朝”的诗乐，但一心复古的宋朝大师朱熹却指出那并非古音，而是唐朝的新作。事实本来如此！远古无录音，连记谱法也没有，后人怎么去复制那时的声音？硬道理就是，自宋以后的琴曲都是源源而出的创作。

关于“郑声淫”课题，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期刊《音乐研究》1984年第一期，刊有冯洁轩的《论郑卫之音》一文，尝试以考古学上的新发现（战国时代编钟的出土）等论据，深入分析。

冯文说，商亡后，郑、卫两地为非姬姓（周朝的国姓）诸侯国，保留了若干商的风尚，包括招魂续魄的祭礼。据古书所载，郑地确有山居谷浴的风俗，男女杂错，“为郑声以相悦怿”，相信这是孔子认为“郑声淫”的一些依据。而孔子身处的周朝，则是以其制订的“雅乐”为正统的。

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位蔡仲德教授，浙江绍兴人，写了篇《论郑声》的鸿文，载入《音乐之道的探求——论中国音乐美学及其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论文集中。该文试图以“历史真面目”，对冯文的论说作出补充。

蔡教授的论文篇幅很长，文中所列历朝历代对于“桑间濮上之音”、“郑声淫”的辩论，洋洋大观，丰富了读者对古籍的认识。然而，文章把郑声说成是代表“广大人民意愿”的音乐，把孔子“和而不淫”的主张，说成是统治阶级对前者的压制，音乐史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未免太断章取义，有欠说服力。

孔子的理想是“仁政”

首先，孔子没读过马克思，由商入周，他怎么可能理解为“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从而大谈“封建制度的优越性”？再说，孔子也没有“反革命”呀！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表示他很欣赏周朝尊重传统，借鉴夏、商两代，又能创造出丰富文化的做法。                                                                  
　　《论语·八佾》也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据孔颖达注疏，孔子认为帝舜是受禅让而登位的，所以文化艺术（韶乐）达到至善；周武王则以征伐取天下，文化虽美，至善就谈不上了。其实孔子关怀的，是一个“仁政”的理想。今天的人怎能因自己做不到，就说古人的想法不对？

至于儒家的三纲五常、长幼有序，“和而不淫”，是坏东西吗？想想文化大革命时，学生批斗老师，孩子告发父母，妻子诬陷丈夫，人人相互“猎巫”，贴大字报，连高考也废除了，社会秩序、教育机会还存在吗？那是“仁政”之不彰啊！

近年，神州大地一些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制作了延揽各地演艺才俊的“歌手”节目。观赏之馀，不免让人想起，为什么这些年来，台湾流行乐坛出了那么多闪烁的巨星，邓丽君的歌声为万众怀念？说到底，那是政治体制相对宽松自由，敬老扶幼社会成风之故。（固然，或许仍未能称为“仁政”。）

除了流行音乐，我也从黄友棣老师2004年5月10日的回信中得知，向来写天主教圣乐著作等身的他，却因“以乐弘道”的高远胸怀，为高雄县圆通寺创作佛教合唱作品。（黄氏2008年迁入圆通寺长住及养病，佛教合唱作品累积超过百首。）若无宗教宽容，便不会有黄友棣的佛曲。

愚以为，“濮上之音”的故事，是江湖艺人利用鬼神玄秘自抬身价的手法，古今一例。正如眼下一些“武术大师”，不是故弄玄虚大闹中华吗？

许健《琴史初编》引述苏轼《杂书琴事》，有云：“琴非雅声。世以琴为雅声，过矣！琴，正古之郑卫耳。今世之所谓郑卫，皆乃胡部，非复中华之声。自（唐）天宝中，坐、立部与胡部合，自尔莫能辨者。”兼容并蓄，繁花似锦，东坡先生说得一针见血。

完稿：2017年5月7日

黄友棣老师在致给笔者的回信中说，他当时因忙着写佛教歌曲，迟于作覆。并寄上佛曲《恩重山丘》与天主教圣歌演出特刊佐证。（2004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