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的《长城随想曲》最后乐章是迪斯科舞，其实那是民间说唱“大鼓书”的韵律!

                                   ——刘文金

我觉得现在是正常的。作曲家倒不必担心流行音乐的挑战。流行的多人听，世界各地都如此。严肃音乐，如丝弦五重奏，只宜较有品味的人欣赏。品味是要培养的。

                                ——胡登跳

华族民乐怎样在保留传统中创新?怎样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要问的问题太多了，而两位中国华乐专家逗留的时间却显得很短。然而，不久前来自北京的刘文金和上海的胡登跳，各自于百忙中接受访问，为大家提出他们的看法。

刘与胡的华乐作品，在本地一百二十个大小华乐团中广为流传。五十一岁的刘文金是北京中央民族乐团团长，他到新加坡国立大学音乐中心主讲了一系列四个民乐专题讲座。六十二岁的胡登跳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到此度假。两位各自逗留了约两周左右，于九月杪回国。

问：华乐中的传统，到今天体现了多少？

刘：今天，中国人对西方似乎很感兴趣，而对民乐的传统——民歌、民族民间器乐、戏曲音乐、说唱和民间歌舞，则认识很少。

有人说我的《长城随想曲》最后乐章是迪斯科舞，其实那是民间说唱“大鼓书”的韵律!

我们对少数民族的了解也不够。向来人们都认为中国音乐只有单线旋律，但在贵州的侗族，虽然没有文字，唱起歌来却有几部和声。

胡：丰富的中国音乐史料正慢慢地被发现。

三千多年前，中国已有七十多种乐器，以它的制作素材分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

十二律（钢琴八度音间的七个白键和五个黑键），远在周朝便发现了，比西方早几个世纪。

问：民族器乐是否能组成管弦乐队合奏？

刘：到访的外国宾客，大都喜欢听一些“道地”的中国音乐，尤其是非常原始、原装的。不过在过去四十年以来，我们在民乐队上做了不少工作。去年联合国在北京举行的一项亚太研讨会上，中国在利用和发展传统音乐方面，被认为是走在世界最前列的。

例如，中央民族乐团在八月间举办了一系列五场音乐会，其中介绍了不少民族管弦乐新作品。

胡登跳以实际行动回答了问题。他编著的六百馀页《民族管弦乐法》（1982年在上海出版），被乐坛认为是第一部中国民族器乐配器法专著。

问：现代作曲法配合民族色彩，有何意见？

刘：作曲手段，包括前卫派手法，应该可以自由运用。不过作品也须要保有民族色彩和韵味，包括特殊奏法和装饰音等。

现在有些作曲家的作品却非常“新”，听者不觉要问这东西到底有没有人味！

胡：西洋乐理发展了三、四百年，先进发达，我们是要老老实实，深入透彻地研究的。

不过在创作上，你要有独特的地方，才被人接受。越有民族性的作品就越有世界性。巴哈、莫札特，他们是写德国音乐，现在世界接受了。中国人写贝多芬、勃朗姆斯的音乐，谁听呢？

新加坡作曲家可以糅合华、巫、印音乐色彩，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问：华族民乐是否能传播世界，有如巴哈、莫札特？

刘：西方音乐家对东方大都采取猎奇的态度，对东方、中国的音乐还了解得不够。而中国作曲家大都受西洋乐理训练，往往对西洋乐器了如指掌，对二胡、琵琶不甚了了。

胡（表示乐观）：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曲子，如琵琶曲《十面埋伏》，大受西方欢迎。

近年来，南京古琴家成公亮到欧洲举行过十七个音乐会，引起彼邦瞩目。我为柳琴、琵琶、扬琴、二胡与古筝写了卅七首丝弦五重奏，有的在比利时、荷兰和英国演出，反应也不错。

问：民乐发展主要问题在哪里？

刘：我们不能盲目模仿西方，例如把二胡当作是“中国小提琴”。科学证明，二胡在音色、音型和在乐队中扮演的角色等方面，与小提琴大不相同。

看来我们在民乐配器法和曲式等方面，都很值得探索。

胡：如果你为了乐器改良，古筝弹起来像竖琴一样，古筝就会从地球上消失。

中国竹笛和日本尺八并没有被西洋长笛取代，因为它们有特殊的音色和奏法。

问：中国民乐发展，现在和过去比较怎样？

刘：和五、六十年代相比，现在是专业化了，全国有了几十个专业乐团。

不过，现在商业化的诱惑很大。例如编一首流行曲，就可以挣两百大元（约坡币一百二），对严肃音乐工作者不无影响。

在普及方面，中国就比不上新加坡了。按人口比例我们的华乐队就少多了！

胡：五十年代，大家满怀热情，一窝蜂地搞民乐。文革时候（1966-76年），旧传统受打击。年青人几乎看不到二胡。这都不对的。

我觉得现在是正常的。作曲家倒不必担心流行音乐的挑战。流行的多人听，世界各地都如此。严肃音乐，如丝弦五重奏，只宜较有品味的人欣赏。品味是要培养的。

原载新加坡《海峡时报》02.11.1988

  1.  刘文金和胡登跳，分别接受采访。（原载《海峡时报》）

2.  胡登跳先生在《民族管弦乐法》上为访员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