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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唱片佬 ---- “雨果”的易有伍 “普罗艺术”的王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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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慧憬 发布日期：2007/5/28 11:21:34 |
王翔评价：在我记忆中，老易是唱片领域中最有使命感的人，他挖掘整理了许多民乐大家弥留之际的录音，这应该是政府行为，抑或是中国唱片总公司的国企行为，老易却铁肩担道义。
如果把老易的声音比拟成一种音乐，应该是江南丝竹，温和、婉转，仿佛老易在知天命怕年纪选择一种的“安居乐业”------在广州一处环境优美的住宅小区里安置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多轨”录音棚。于是，他结束了提着几个器材箱子在大陆到处采撷、录制声音的游击战状态，而更“安逸”地完成“雨果”的一贯事业----出品重新混音处理后的中国传统录音系列，“如果不是大乐队的录音，基本上都请歌手乐手到广州棚里来录音。”
而老易的声音里又总有一种明快的速度，仿佛一曲《春江花月夜》，透着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欢快，仿佛他永远拥有天真而迅疾的决断力------“我不妥协的，我总是一个从麻烦中快速抽离的人”，这句话被老易重复了多遍。
一再地，老易从不肯妥协的人际关系、生活状态中抽身而出，保持些许纯粹的真切，于是才有了19年前创立的“雨果唱片”。
“雨果”是一家特别的香港唱片公司，他的核心是以“中国”二字为其一切制作选题的出发点，“雨果”的唱片通常有古朴经典的神韵，而被发烧友们界定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开拓者。
音乐是一种影响力
“就是想做中国音乐的精品，以制作唱片的方式致力于推广中国音乐。”老易如此解释“雨果唱片”成立的初衷。
如今占领国外唱片市场重要一席的是World Music(世界音乐)与New Age (利用原住民音乐重新编配的电子版音乐)。而“雨果”早在20年前，就在做属于中国的World Music 与New Age。“从小买外国唱片，知道国外唱片与中国唱片的声音差距。中国音乐质量不理想且资料很不齐全，这个疙瘩一直存在我心里不能释然。”
老易的人生中，有过两段并不顺遂的职场经历。“在香港做乐团乐手做了1年半，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我不快乐，于是很快抽离、转行；做了5年音乐老师，因为业务优秀，而备受排挤，被我的最高级上司抽调出来，在香港政府音乐推广组里，担当行政策划工作。”从最初音乐的演奏者，转为音乐的统筹、掌控者，“自己的头脑开窍了。觉得可以做出比音乐家贡献更大的东西。筹备一个演唱会，也许得到几千人的掌声，筹备一张好唱片，影响几十万人。我想我开始努力更宏观来看待艺术。我曾经受到过唱片的影响，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影响别人。”
做公务员的岁月，老易兼职做指挥，排练时他通常录制一些声音回家听效果。久了，老易喜欢古琴的雅趣，如此的分歧造就了“雨果唱片”的最初，就是满足于自己录得不错的东西有点出路。
从古琴开始，老易系统地采撷各类中国民间音乐，各个流派的声音。首先要打听那些散落在民间乐手在何处，然后千里寻觅---坐火车、汽车，或者骑自行车骑几个小时，一路寻找，找到民间乐手，要说服他演奏一曲。奔波一路，最后劝说不成，无功而返的事情还常有发生。
过人的辛苦总是充斥着寻找的道路。1994年录制潮州音乐，没有场地，把乐手请来。就在汕头文联办公室半走道的空间里录音，没有空调，老易他们折腾着3个音箱子的器材，热得大汗。记得录音时，工作人员、乐手都是赤膊上阵了，可是瞬间，音乐带来的喜悦至今还是记忆犹新。
致力于推广如此的音乐喜悦，“雨果”一直在开拓录音新领域，发掘、培养中国音乐人才。通过“雨果”的唱片发行，许多中国或华裔音乐家得到了鼓励和重视，而且还带动了一批新生代音乐人的成长。
爱音乐爱得不得了
“爱音乐爱得不得了。”老易如此评价自己从小对音乐的感情。
老易出生在新加坡，记得小时候家对面传来笛子声，他觉得好听，就会顺着声音一路去寻找，“比较发痴”；在学校，他开始吹笛子，打扬琴……十八般武艺样样拿来玩，一路好玩玩到有收入进帐-----中学四年级可以外出教班教别人演奏乐器。
香港来新加坡招募4名乐手，老易名列其中，开始有了自己一生的长远目标----“主要的工作是和音乐在一起，低级一点，做一个乐手，高级一点当一名独奏家。”
音乐对老易来说，是睡觉之外的“时时刻刻”。吃完早餐出门前的闲暇，他会没事找唱片来听；看电邮的时候，他习惯性会打开音响；开车，他总不时打开音响收听电台的古典音乐台。“看见音响按钮，就去开，这是一种习惯性的举动。如果厕所里有音响，我一定会开。即使出门旅行，小鸟叫是音乐，当地歌谣当然是音乐。看到景色，头脑中不自觉会漂浮熟悉的旋律，那也是音乐。
在老易的词典里，音乐是一种不需要去解释的情怀。“音乐是高境界的感知。语言比音乐低级。好像是我们朋友，好久不见，都不需要询问你怎么样啊，或者俗气的情人老是在问你爱不爱我，你到底爱不爱我？”
音乐是一种高山流水的默契。穿越时空，老易认为自己懂得那些古典的心-----“勃拉姆斯，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可是他也有暗恋情怀，于是很涩很男人地斗争在他的音乐里；有人说舒伯特的音乐很深奥，可是死于31岁的他，音乐深奥得有限，也许演奏他的音乐，就不该这么老气横秋”…….老易相信音乐的真切，因为“用古琴的演绎来假装人的感情很难。也许演戏，语言都可以。”
常年在音乐中，老易形成一种声音洁癖，他不堪忍受这个年代一些粗制滥造的商业音乐，充斥在电视、电台的节目中，“烂音乐是一种噪音”。至今，老易没有去过卡拉OK，因为他不堪忍受自己的耳朵受折磨。
一意孤行
《一意孤行》是“雨果唱片”非常出名、销量非常好的一张 New Age 唱片。
“一意孤行”也许是一种“雨果”近乎执拗的态度。很长的一段时期，“雨果”也做西方古典音乐的经典，但是与通常国内唱片公司买版权，引进西方唱片的态度不同，“雨果”做西方古典唱片，强调原创，强调华裔音乐家的演绎或者是“中国”录制，“雨果”非常看重录制环节。多年来，“雨果”公司在录音设备和录音技术方面始终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
一意孤行是一种能力，作为一名亚洲有口皆碑的制作人和录音师，老易知道自己“对声音敏感，我的耳朵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我会聚焦，在乐队这么多声音，八九个十个人里面，我会知道哪个乐队成员演奏不好，哪个需要改进，我会对焦的，我有这种感觉”。
1991年，老易与俄罗斯爱乐乐团合作，与这个80多人的大乐队合作的曲目是《春之祭》。对方对老易的团队有怀疑，反复确认能否更换，是否一定要选择这首演绎复杂的曲目，老易很坚持。而在7小时的录制时间内，老易对乐谱的熟悉，对声音的宏观把握，迅速赢得了大乐队的信任、配合，以至日后这个乐团与老易，以及中国音乐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
一意孤行也许未必是一种成功。在西方古典音乐这块，老易认为自己是商业的不成功，技术的成功。在现场，短时间内，完成对大乐队的声音把握，是很充实的12年，那种充实感是在录音棚里不能获得的，但是这块一直不挣钱。
“雨果”的盈利模式是10张唱片，4张赚钱，3张不赚不赔，3张赔钱。虽然不能挣大钱，但维持“雨果”的良性循环足矣。老易自信自已能平衡“雨果唱片”盈亏，但是他对自己继任的平衡能力没有那么自信。他希望以后能建立基金会，保全“雨果”做音乐的真切“态度”。
老易希望“雨果”变成一种精神，是一种“真切”的精神。“‘雨果’的声音很真，所谓录音，不是单纯还原声音，还原是一种低级状态。雨果的所谓真切，比如古琴就是亲近，亲切的。古琴3尺多宽，它传到你耳中，就是3尺多宽的声音，仿佛坐在你面前，弹奏给你听，而不是喇叭放出来的洪亮。”
音乐的真切，老易一直希望传递他的这种认识。也许这种传递是他的宿命。“因为你喜欢，所以是你应该做的。”
王翔 越“普罗”越古典
老易评价：“普罗艺术“在古典这块做得很好，有魄力也有组织能力，用心也做得细心，能让西方古典音乐各个品种，有一个系统性的呈现。
这是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建筑，一个明清两代京都储藏皇粮的宫仓，始建于明永乐七年(1409年)。这个叫南新仓的地方是北京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皇家仓廒。在这全国仅存的古粮仓中，藉其古朴的原貌与恢宏的空间，重新搭建了一个清茶缭绕，有淡淡背景音乐的“留声机国际音乐视听中心”，普罗艺术的王翔，将采访约在了这里。
古典音乐的黄金和塑料时代
曾经有人把王翔错认成郭德纲，并激动地告诉他：很喜欢听你的相声。王翔一笑。但当他落座、开口，你就会发现，虽然外表相似，但与郭德纲的张扬和机智相比，王翔的气质和风格截然相反，低调、沉稳到很难给采访者惊喜的感觉。但，在他的叙述中，你却能惭惭走近古典音乐。
很难让王翔抒情或是夸张。即便是谈到很多人心目中象征“高雅”和“品位”的古典音乐-----这项他从事了12年的事业。在他心目中，有比玩高雅、深沉、品位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普罗艺术”上百个员工的“吃饭问题”，“任何时代，商业永远是第一位的，古典音乐，也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对于艺术家、唱片商和这个行
王翔的客观和冷静，是在行业的历练中，一点点打磨出来的。他进入唱片领域是在1994年，恰好赶上了这个行业的黄金时代。“激光唱片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流通最活跃的时候是在1995-1998年。”那个时期，很多人狂热地购买唱片，一时之间，大家都有的一种感觉：唱片业成了一种紧缺经济，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一些人甚至还没有钱购置一部CD机，就已经抢先收藏CD了，理由是“怕现在不存，以后就没有了”。但，谁也未曾预料：当年辉煌一时的唱片业，会在一夜之间沦落为塑料工业，因为版权的混乱，CD的价格几乎等于它的工业成本，加上盗版的疯狂冲击和网络音乐下载的鲸吞，唱片业举步维艰，一切都在重新排列组合之中。
王翔有幸见证了唱片业的大起大落，如今，有了一种坐看云卷云舒的平静与淡然。“激光唱片仅仅是音乐的一种载体，从一个行业当中退出很正常。”他见证了一个个载体的退出：最早是LP(黑胶唱片)，之后是磁带，现在就轮到CD。他和同行都清醒地意识到：随着网络、数字下载的普及，硬盘空间不断加大，人们用唱片的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市场也越来越小。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在时代的变革下，整个唱片产业都在寻求高技术格式的光盘载体。比如SACD即Super audio CD的应运而生----一种既防盗版也具有超高音质的顶级CD。“我们只能竭尽所能，让声音变得更完美，让音乐变成一种奢侈的享受，去拉住一个小众群体，但，这并不能改变唱片产业的整个败局。”
“撞上的”《吉祥三宝》
2005年，王翔的名字和一首叫《吉祥三宝》的歌曲紧密地联系一起。王翔亲自担纲，监制了蒙古族歌手布仁巴雅尔音乐专辑《天边》，其中的《吉祥三宝》一时间风靡全国，迅速占领国内各大流行音乐排行榜和彩铃市场，一直火到了春节联欢晚会上。在王翔所从事的相对寂寞的古典音乐领域里，《吉祥三宝》成为无论是商业，还是影响力都最成功的范例。对此，王翔平静地说：“就是撞上了，赶上了。”
在此之前，普罗大众就一直在考虑中国民族音乐的国际化审美问题。目前海外唱片市场上的World Music与New Age 始终占据诸如Virgin、HWV、Tower Record 等唱片店的重要位置，“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由美国主宰的流行音乐不能代表所有人的音乐口味，很多人想寻求新的声音、新的感受。中国民族音乐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王翔甚至认为，音乐的呈现方式，有时候甚至比音乐本身更重要。音乐和文学是一样的，对节奏、配器方式、和声的处理都会影响到对音乐的感觉。”布仁巴雅尔的《吉祥三宝》是他在女儿3岁时创作的，1998年就录过一盘磁带，当时无人唱彩的歌曲在多年后却引起巨大反响。这个秘诀，王翔认为是“音乐的编配功不可没。”
《吉祥三宝》大热之后，又迅速迎来质疑，它是否抄袭了法国电影《蝴蝶》中插曲？王翔后来得知：这件事的肇始，是有人恶意炒作。其实，布仁巴雅尔的创作是1994年，而电影《蝴蝶》是2000年以后拍的，唱法和旋律也完全不一样。让王翔疑虑的是：“如果说传播消息的人别有用心，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群起响应？他们是对本民族的东西不自信。”
对音乐的原始审美
做音乐与唱片多年，王翔养成了一个让自己都啼笑皆非的职业习惯：听到一个声音，会下意识地进行推测：它能卖多少？遇到一些歌手、音乐家，不管他是谁，名声多大，王翔首先会考虑的是，他有多大市场？消费者会不会去买他的唱片？“这是我们的一个职业病，挺讨厌的。”
多年的职业生涯，训练出王翔对音乐和艺术家最直观的、职业的判断。在他眼中，从事商业的人，会有很大的包容性，而从事艺术的人，则因为过度自信和强烈的个性，而显得排他。“他们很自我，又有极强的感染力，很容易把你侃蒙，在一段时间里，你恨不得为他肝脑涂地。但冷静下来你会发现，这可能是个陷阱，你可能会going down(上当)。”有过若干次经验教训之后，王翔有了“免疫力”，也学会了拒绝，“我们要主动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项目，要理智客观地去考虑商业问题。”“有些很优秀的作曲家，怎么忽悠都没用，我知道他的作品能卖几张，我也反过来给他们一些商业知识，让他们变得更加客观一些。”
王翔并不干涉自己的孩子听流行音乐。儿子听的音乐会经常触动他，有时候他随便扔给他一张唱片说，爸，你得听这个。插上耳机，他听到了另外一个精彩世界。所以，王翔并不认为只有古典音乐才能成为经典。“我们所说的古典音乐，是从巴赫到贝多芬，再到肖斯塔科维奇，他们是西方的经典音乐，有完整的体系。但古典和经典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被历练、沉淀下来，是有恒久价值的东西，所以说，今天的流行，未必不是明天的经典。”同样在喧器的网络时代，王翔也并不担心古典音乐没有知音。他去欧洲一些城市听音乐会时，发现周围都是头发花白的人，他们安静从容，有一种淡定的力量。
让人吃惊的是，作为内地古典音乐响当当的人物，王翔其实并不识谱，不会编曲，甚至不会唱歌。他把自己对音乐的鉴赏和判断归之为一种“原始的审美”，“我就是在凭一种直觉，判断这个能不能做，怎么做。”一些编曲者努力要把每一声轨都塞满，王翔却认为音乐和绘画一样要留白，他要求音乐也要走极简主义的路线。
《 刊于《新周刊》第2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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