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向作曲家鲍元恺教授热烈祝贺，祝贺《炎黄风情》取得巨大成功，并且要感谢他，因为他的作品的成功，推动了整个中国音乐创作的事业，并且引起我们诸多方面的思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收获，包括今天的研讨会。另外，我也向我的同行指挥家王钧时教授热烈祝贺，因为在15年前，他把这个重要作品从天津推向中国，推向世界——这是他的首功。还有，我要感谢姚盛昌院长为首的天津音乐学院和艺术管理系的全体师生在整个纪念活动当中所付出的种种辛劳。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炎黄风情”蔚然成风》
　　《炎黄风情》是天津的，也是中国的，但是现在也是世界的。我也考虑过它的定位，当然有待学术界来探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鲍元恺现象”。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特别是欧洲的音乐史，在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民族音乐的素材，但是这并不是他们创作中的主要理念，也没有形成他们音乐创作的主要特征。到了格林卡时期，他提出了一个理念：“歌剧的题材和音乐必须是俄罗斯的”，这就是1836年的《伊万·苏萨宁》。这部歌剧的成功上演，茹可夫斯基说了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俄罗斯的音乐时代”。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把对民族音乐的运用变成一个学派的理念，登上了国际音乐的舞台。从那个时侯起，才有今天的俄罗斯——苏联这样一个音乐流派。
　　刚才有一位教授谈到了格林卡的《卡玛林斯卡亚》，柴可夫斯基说这部作品和俄罗斯后来的音乐作品是橡树和橡子的关系。柴科夫斯基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卡玛林斯卡亚》合盘托出了俄罗斯管弦乐派。”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说了一句更有意思的话：“它教给我们后人如何处理民间音乐的素材。”一个是方向的问题，一个是创作手法的问题。我们都了解，在这以后，有李亚多夫的《俄罗斯民歌8首》，有伊波里多夫——伊万诺夫的《高加索素描》，还有英国作曲家沃汉·威廉姆斯的《英国民歌组曲》。但是这些作品，我们凭心而论，到了今天，除了它的历史功绩和学术价值以外，它们在音乐会的舞台上已经逐步淡化，很少在音乐会上演奏了。为什么？因为有了巴托克和科达伊，他们用现代的技法和现代人的感情和思维来处理民间音乐的素材，这就是所谓的“新民族乐派”或者叫“现代民族乐派”。
　　在90年代初，日本作曲家团伊玖磨在中央音乐学院发表演讲，他发表了一个理念：当代作曲家应该站在中西方纵横交汇点上思考自己的创作，他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深思，给我一个启示：当代的作曲家如果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是没有出路的，必须要有国际的眼光，就像这次纪念活动的主题“植根本土、跻身世界”。但是可惜，团伊玖磨他没有进一步阐明这种站在中西方纵横交汇点上思考自己的创作应该具备哪些人文的理念。但是，恰恰鲍元恺教授做到了，他提出了：“中西融汇、雅俗共赏、时空结合”。
　　我建议在座的各位以及我本人再一次拜读鲍先生的《中国风——我的交响乐系列》这篇文章，这是鲍元恺教授的创作宣言和理念。他成功了，他的文章里写到：“所谓‘风‘，就是风韵、风情、风格、风采，还有‘风、雅、颂’之风”。整个把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几千年的传承都概括了，《炎黄风情》把中西融为一体，它把西方的作曲技法如：调式、和声、复调、配器、曲式的把握等，和中国的民歌、戏曲，包括中国的民间乐器，不论是拉弦的、吹奏的、敲打的，都和西方的管弦乐融为一体。它的乐队总谱，它的乐队思维、他的管弦乐语言完全是一体的，不是所谓编配意义上的工艺过程，而是从它内心迸发出来的中国的气质、气派和豪情。
　　我们通常讲“民族化”。毛泽东主席曾经讲：“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从这一点来说，鲍元恺的民族化达到了“化”的深度。在他之前、之后都有人在这个领域里做了很多努力，但是都没有获得成功，我举例，80年代初中央乐团和健伍公司录制了一张CD《中国民歌管弦乐曲》。但除了出版唱片之外，在音乐舞台上没有踪迹了。所以说，鲍元恺教授如果在人文理念上达不到这种高度，就不能取得今天的成功， “中西融合”他达到了，“雅俗共赏”更加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标准是什么？“雅”就是专家，“俗”就是普通听众音乐爱好者。现在《炎黄风情》这个作品专家也认可，观众也喜欢。他就取得了成功。
音乐作品的成功，我想有三个标准：
　　一、必须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并且派生出音响制品；
　　二、应该成为教材。《炎黄风情》已走进中学，音乐欣赏课的教材。我想还应该进入我们高等学府，作为可研究探讨的范例；
　　三、必须成为理论研究的材料，从各个角度来探讨它的艺术特点和价值。如果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成功的话，我想这就可以成为经典。
　　鲍元恺教授是理所当然的、毫无疑问的、名副其实的“管弦乐小品大师”。但是我希望不仅仅是这样，我希望鲍元恺先生是“大师”，在《炎黄风情》的基础上创造出与《图兰多》相媲美的大作！在多年以后我们再回到这里开研讨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多少年前我们在这里开过一个研讨会，是研讨大师的“小品”。
我希望这天早日来到。
　　卞祖善，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指挥。曾先后指挥演出了《吉赛尔》《天鹅湖》《泪泉》《希尔薇娅》《罗密欧与朱丽叶》《红色娘子军》《鱼美人》等中外芭蕾舞剧；在我国首演了米亚斯科夫斯基的《第二十七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史韦沙的《历史交响乐组曲》和《东西方交响乐》。